刘宗周(明朝儒学大师)

刘宗周

刘宗周(1578年—1645年),字起东,别号念台,汉族,浙江绍兴府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,因讲学于山阴蕺山,学者称蕺山先生。

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进士,天启元年(1621年)为礼部主事,四年起右通政,参与东林党活动,曾因上疏弹劾魏忠贤而被停俸半年并削籍为民。

崇祯元年(1628年)为顺天府尹、工部侍郎,十四年(1641年)为吏部侍郎,不久升任左都御史,因上疏与朝廷意见不合再遭革职削籍。

南明弘光朝复官,又因与马士英、阮大铖不合而辞官归乡。清兵攻陷杭州的消息传到绍兴时,正在进餐的刘宗周即推开食物恸哭绝食。期间,清贝勒博洛以礼来聘,刘宗周“书不启封”。绝食二十三天,于闰六月初八日卒。

刘宗周曾在东林、首善等书院与高攀龙、邹元标等讲习,后筑蕺山证人书院讲学其中。学宗王阳明,提倡“诚敬”为主,“慎独”为功,人称“千秋正学”。黄宗羲、陈确、张履祥、陈洪绶、祁彪佳等著名学者与气节之士均出其门下,世称“蕺山学派”。所著辑为《刘子全书》《刘子全书遗编》。

本 名:刘宗周
别 名:刘蕺山
字 号:字起东,号念台
所处时代:明朝
民族族群:汉族
出生地: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府城
出生日期:1578年3月4日
逝世日期:1645年7月30日
主要作品:《刘蕺山集》《刘子全书》《周易古文钞》等
职 业:理学家
信 仰:宋明理学(心学)
事 迹:绝食而亡,为大明殉国
主要成就开:创蕺山学派,创“慎独”之说;开办蕺山书院,主持证人会。

生平简介

天启初,为礼部主事。历右通政。因劾魏忠贤、客氏,削籍归。崇祯初,起顺天府尹,奏请不报,谢疾归。再起授工部侍郎,累擢左都御史。又以论救姜采、熊开元,革职归。福王监国,起原官;痛陈时政,并劾马士英、刘孔昭、刘泽清、高杰,复争阮大铖必不可用,皆不听,乞骸骨归。杭州失守,绝食二十三日卒。门人私谥正义,清时,追谥忠介。学者称念台先生。又尝筑证人书院讲学蕺山,又称蕺山先生。宗周著作颇富,有《刘蕺山集》十七卷,及《刘子全书》《周易古文钞》《论语学案》《圣学宗要》等,均《四库总目》并传于世。

刘宗周,初名宪章,字起东(一作启东),号念台,绍兴府山阴县(今浙江绍兴)人。后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山,学者尊称为蕺山先生。他生于万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(1578年3月4日),出生后不满一岁,父亲就去世了,因此,自幼随母依养于外祖父章颖家中。

章颖字叔鲁,别号南洲,是当时浙东一带很有名气的儒者,精通《易》学。年青时期屡试不第,遂以讲学为生,与族兄章礼、章焕号称章氏三杰。他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,故门生之中不乏擢高第、登显宦的人,如陶望龄、周应中等著名学者和官僚都出自他的门下。

个人经历

刘宗周受到外祖父的培育,学问日进。17岁时,又从鲁念彬学习制艺。由于他本人的努力,加上先生善于造就,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,刘宗周的八股文就做得很好,为以后登第创造了条件。

万历二十五年(1597年),刘宗周考中了举人,4年以后,考取了进士。但因母亲去世,他没有受官。后来经人介绍,他又师从湖州德清学者许孚远。

许孚远字孟仲,号敬庵,是湛若水(甘泉)门下唐枢(一庵)的弟子。其学以“克己”为要,“笃信良知,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”,因此与罗汝芳(近溪)一派讲学不合,认为罗及其弟子“以无善无恶为宗”,不合王阳明的“正传”,故作《九谛》与之论难。刘宗周拜许为师时,问为学之要,许告以“存天理,遏人欲”。刘宗周受许孚远影响很大,从此“励志圣贤之学”,认为入道莫如敬,以整齐严肃人,“每有私意起,必痛加省克。”

次年(万历三十二年,1604年),刘宗周北上京师赴选,任行人司行人。路过德清,拜别许孚远,许勉励他“为学不在虚知,要归实践”,刘宗周“为之猛省”。他一生对许非常推崇,曾说:“余年廿六,从德清许恭简公游,邑己问学,于今颇有朝闻之说”,“平生服膺许师”。后来他提倡“慎独”之说,与许孚远很有关系。

当时朝政黑暗,权臣当道,朋比为奸,排斥正人。万历皇帝昏庸腐朽,深居官中,服食炼丹,数十年不出,大明江山,已是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势。刘宗周任官不到一年,就以侍亲为由,告辞还乡。不久,外祖父、祖父相继去世,他承重守制,于居丧之暇,在大善寺僧舍延课生徒,以此为生。他闲居七年,贫病交加,敝衾破缶,衣食不继,往往靠借贷度日。但他足迹不至公庭,官吏有慕名造访的,他也拒而不见。

万历四十年(1612年),因人推荐,朝廷下诏恢复刘宗周行人司行人的旧职。在北上途中,路过无锡,拜访高攀龙。高与顾宪成都是当时的理学巨子,又是东林书院的创建人,天下士大夫仰之为泰山北斗。刘宗周在无锡短暂停留,与高相互切磋学问,有问学三书,一论居方寸,二论穷理,三论儒释异同与主敬之功。从此刘宗周论学更反躬近里,从事治心之功。

当时东林党人与朝中大臣互相攻讦,形同水火。刘宗周上《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养国家元气疏》,指出当时廷臣日趋争竞,党同伐异之风行,而人心日下,士习日险。他希望朝廷化偏党而归于荡平,不必以门户分邪正。这篇奏疏对当时的党争作了持正的分析,不全以东林党人为是,也不全以东林党的政敌为非。但朝中党派倾向已很明显,刘宗周在前疏中发明顾宪成之学,被认为同情东林党。他鉴于群小在位,党祸将兴,就申文吏部,请给假放归。这时江西巡抚韩浚上疏弹劾刘宗周,比之为少正卯,说他“行伪言坚”,足以乱天下而有余,乞赐尚方加诛,以为惑世诬民之戒。归于顾,刘廷元又相继对他进行攻击。于是他踏上了归乡之路。

解官后,刘宗周的心情反而觉得轻松。他早就想潜心学问,摆落世事的缠绕。在《与周生书》中,他写道:

“不佞少而读书,即耻为凡夫。既通籍,每抱耿耿,思一报君父,毕致身之义。偶会时艰,不恤以身试之。风波荆棘之场,卒以取困。愚则愚矣,其志可哀也。然而苦心熟虑,不讳调停,外不知群小,内不见有诸君子,抑又愚矣,其志亦可哀也。嗟乎,时事日非,斯道阻丧,亟争之则败,缓调之而亦败。虽有子房,无从借今日之著,直眼见铜驼荆棘而已!《易》曰:“小人剥庐,终不可久也。”此曹何利之有?吾侪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万物一体,亦会为此曹著忙。若夫一身之升沉宠辱,则已度外置之矣。惟是学不进,德不修,快取容足之地,而亡其所为天地立心,生民立命之血脉,于世道人心又何当焉?此不佞之所倦倦而不容自已也。昔韩退之中废,作《进学解》以自励,遂成名儒,其吾侪今日之谓乎!”

小人当道,国事日非,既不能作济世之名臣,不妨作一个弘道之名儒。因此,刘宗周更加走向了注重内省的治学道路。

刘宗周“早年不喜象山、阳明之学”,认为陆、王心学“皆直信本心以证圣,不喜言克己功夫,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事矣”,容易导致禅学化。所以他曾说:“王守仁之学良知也,无善无恶,其弊也,必为佛老顽钝而无耻。”但到了中年,他的学术主张发生了很大变化。这次解官后,他闭门读书,“悟天下无心外之理,无心外之学”,转向了陆王心学,著《心论》一文,阐发了自己的心学观,认为“只此一心,散为万化,万化复归于一心”,“大哉心乎,原始要终,是故知死生之说”。表明刘宗周完成了对心学从“始而疑”到“中而信”的转变。

在教学之暇,刘宗周撰成《论语学案》《曾子章句》两部重要著作。在《论语学案》中,刘宗周强调“学字是孔门第一义”,指示“君子学以慎独,直从声外立根基”,“视听言动,一心也;这点心不存,则视听言动到处皆病,皆妄矣。若言视思明,听思聪,言思忠,动思敬,犹近支离。”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既由心学中脱胎,又希望矫正心学之失的特征。这表明刘宗周对阳明心学开始了由“中而信”到“终而辨难不遗余力”的转变。

刘宗周家居三年。这期间,他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,名声远扬。而这时明朝的内忧外患也越来越严重,东北的满族日益强大,明军连年失利;朝中则党争不已,政治腐败。刘宗周虽身在江湖,但还是心系魏阙,不在其位,并非不谋其政。他在《与周绵贞(起元)年友书》中,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写道:

今天下事日大坏,莫论在中在外,皆急需匡救,以缓须臾之决裂。况遐荒远激,尤非帖然无事之日,又重以茸囗子之酿成弊也久矣。今得一二正人在事,地方之患犹不至一日瓦解耳。敌患孔亟,当事者苟率而处军国,无一举动可人意,恐旦夕有变,吾辈士大夫诚不知死所。

他认为,国事弄到现在这个样子,“吾党与有罪焉”,不能只怪所谓“奸党”。他对“正人”的行为作了深刻的反思,指出“吾辈出处语默之间,亦多可议。往往从身名起见,不能真心为国家。”只顾自家博取好名,不以国家为念,如果天下一旦土崩瓦解,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所以刘宗周痛切地说:“所云吾党之罪,在宋人之上,不为虚也!”

明熹宗即位,登用东林党人,刘宗周被起用为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。这时熹宗乳母客氏、近侍魏忠贤干预朝政,刘宗周上疏参劾。疏入,传旨廷杖六十,幸得叶向高相救获免。当时上书者多请逐客氏,而纠弹魏忠贤,则自刘宗周始。后来魏忠贤大兴党祸,扰乱国家,刘宗周不幸而言中。天启三年(1623年),刘宗周升为尚宝少卿,旋告归。次年,奉圣旨“刘宗周升通政司右通政”,朝廷照会赞扬刘宗周“千秋间气,一代完人。世曰麒麟凤凰,学者泰山北斗。”将推他进入内阁。但刘宗周鉴于群贤被逐,不愿出山。他上疏推辞说:“世道之衰也,士大夫不知礼义为何物,往往知进而不知退。及其变也,或以退为进。至于以退为进,而下之藏身愈巧,上之持世愈无权,举天下贸贸然奔走于声利之场。”他要以自己的行动,来矫正士风,砥砺气节,为衰世树一榜样。他又作了二疏,一申理诸君子发明忠邪之界,一参魏忠贤误国之罪。二疏送到通政司,司中人目瞪口呆,说:“此何时?进此疏耶?大祸立至矣。”仅把辞职一疏上闻。果然熹宗大怒,降旨说:“刘宗周藐视朝廷,矫性厌世,好生恣放!着革了职,为民当差,仍追夺诰命。”

此时魏忠贤阉党当道,缇骑四出,削籍的士大夫遍天下。刘宗周既因得罪魏忠贤得祸,于是慨然叹道:“天地晦冥,人心灭息,吾辈惟有讲学明伦,庶几留民彝于一线乎!”他召集诸生,于蕺山之麓会讲。他认为世道之祸,酿于人心,而人心之恶,以不学而进;今日理会此事,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,他日庶不至凶于尔国,害于尔家。

会讲每月举行一次,到年终辍讲。每次会讲,刘宗周都令学者收敛身心,使根抵凝定,为人道之基。他曾说:“此心绝无凑泊处。从前是过去,向后是未来,逐外是人分,搜里是鬼窟。四路把截,就其中间不容发处,恰是此心凑泊处。此处理会得分明,则大本达道,皆从此出。”于是他提出“慎独”之说,作为自己学术思想的根本所在。

学说宗旨

“慎独”说是刘宗周学说的宗旨。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强调“慎独”之重要。他说:

慎独是学问的第一义。言慎独而身、心、意、知、家、厕、天下一齐俱到。故在《大学》为格物下手处,在《中庸》为上达天德统宗、彻上彻下之道也。又说:

“《大学》之道,一言以蔽之,曰慎独而已矣。《大学》言慎独,《中庸》亦言慎独。慎独之外,别无学也。”

可见刘宗周把“慎独”提到了很高的地位。他认为“君子之学,慎独而已矣”,“学问吃紧工夫,全在慎独,人能慎独,便为天地间完人。”那么什么是“独”?刘宗周的学生陈确解释说:“独者,本心之谓,良知是也。”“独”即是本心,即是良知,是人具有的一种主观道德能力,“慎独”则是一种内省的道德修养功夫。刘宗周把“独”提升到本体论高度,而把“慎独”说成是最重要的修养方法:“独之外别无本体,慎独之外别无功夫。”“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,而慎独即尽性之学。”所以,“独”是“至善之所统会”,所谓“致知在格物,格此而已。”“独者,物之本,而慎独者,格之始事也。”这里,不仅宇宙中的万事万物,而且人类的一切道德准则都统摄在“独”(或者叫本心、良知)之中:“独中具有喜、怒、哀、乐。四者,即仁、义、礼、智之别名。”

既然“独”相当于王阳明所说的“良知”,“慎独”的功夫相当于“致良知”,那么为何刘宗周还要立异呢?他本人对此有所解释:

“千古相传只慎独二字要诀,先生(指王阳明)言致良知,正指此。但此独字换良字,觉于学者好易下手耳。”

他认为“良知”说不如“慎独”说简易明白,后者更便于学者下手。而且“良知”说还有流于禅学的危险。“慎独”说是刘宗周的道德修养论。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“慎独”,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士风,希望通过内省的功夫,收拾人心,使人人向善,跻于道德之域,以解救“世道之祸”。因此,他高度概括了“慎独”的重要性:

“君子由慎独以致吾中和,而天地万物无所不本、无所不达矣。达于天地,天地有不位乎?达于万物,万物有不育乎?天地此中和,万物此中和,吾心此中和,致则俱致,一体无间。”

人心与天地、万物关系极大,通过“慎独”的功夫治心,心为天地万物之本,本正则天地万物悉正,以此为出发点,齐家则家齐,治国则国治,天下太平则易如反掌。这里,体现出刘宗周思想的心学特征。“诚意”与“慎独”密切相关。如果说“慎独”是刘宗周全部学说的宗旨,那么“诚意”则是他的全部学说的根基。这里,先要理解什么是“意”。刘宗周说:

“意者,心之所以为心也。止言心,则心只是径寸虚体耳,著个意字,方见下了定盘针,有子午可指。

心之主宰日意,故意为心本。不是以意生心故曰本,犹身里言心,心为身本也。”

因此,“意”是“心”之本体,是人心中超越的价值,是“至善”,是“道心”,是“至善之所上”。刘宗周还特别指出,“意”是“有而未始滞于有,无而未始沦于无,盖妙于有无之间而不可以有无言者”,也就是说,“意”合摄了一切价值但又不表现为任何具体的价值规定,具一切相而不落于任何实相。所以“意为心之所存,非所发”,为未发之中。

“意”既然不是现实的活动,而只是一种超越的潜存,那么它就不可能是“动念”,而是“至静”。刘宗周与弟子的一段对话说:

问:“一念不起时,意在何处?”

先生曰:“一念不起时,意恰在正当处也。念有起灭,意无起灭也。”

又曰:“事过应寂后,意归何处?”

先生曰:“意渊然在中,动而未尝动,所以静而未尝静也。”

在关于“未发之中”这一点上,刘宗周揭出“意”这一个重要范畴,指出“意无所为善恶,但好善恶恶而已”,也就是说,“意”只是善必好,恶必恶的一种潜在意向,不是好善恶恶的具体活动。由此出发,他对朱熹、陆九渊、王阳明等人都进行了批评:

“朱子惑于禅而辟禅,故其失也支;陆子入于禅而避禅,故其失也粗;文成似禅而非禅,故不妨用禅,其失也玄。”

刘宗周所说的一意”既然如此,那么如何“诚意”呢?他说:

“意根最微,诚体本天。本天者,至善者也。以其至善还之至微,乃见真止;定静安虑,次第俱到。”

也就是说,通过“定静安虑”的功夫,使意“以其至善还之至微”,以实现对超验价值本体的还原。《中庸》说“诚者,天之道也;诚之者,人之道也”,《孟子》说“诚者,天之道也;思诚者,人之道也”,“诚意”就是要以“思诚”的人道践履实现天道的本诚。刘宗周说:“诚意云者,即思诚一点归宿工夫也。”正因为“诚意”是一点归宿功夫,故正心先诚意,这是“由末以之本”,因为“诚以体言,正以用言”,诚意是体,正心是用。“诚意”的功夫就是“慎独”。刘宗周说:

“《大学》之道,诚意而已矣。诚意之功,”慎独而已矣。意也者,至善归宿之地,其为物不二,故曰独。其为物不二,而生物不测,所谓物有本末也。格物致知,总为诚意而设,亦总为慎独而设也。非诚意之先,又有所谓致知之功也。故诚意者《大学》之专义也,前此不必在格物,后此不必在正心也。亦《大学》之了义也,后此无正心之功,并无修治平之功也。”

这样,诚意、慎独与致知、正心实际上是合一的,没有先后之分,格物致知的目的就是诚意。在《学言》中,刘宗周又说:

“《大学》之教只要人知本。天下国家之本在身,身之本在心,心之本在意。意者,至善之所止也,而工夫则从格致始。正致其知本之知,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,归于止至善云耳。格致者,诚意之功。功夫结在主意中,方为真功夫。如离却意根一步,亦更无格致可言。故格致与诚意,二而一,一而二者也。”

可见,格致是诚意的手段或方式(功夫),诚意则是格致的目的或归宿。通过“格物致知”这样的经验性方式,去体认人心中的超越的至善本体——意。因此,格致与诚意是二而一、一而二的。

牟宗三先生将刘宗周这种“诚意”、“慎独”的学说概括为“以心著性”、“归显于密”。的确,诚意、慎独的内倾性极为明显。刘宗周希望通过对内在超越的道德本体的探求,找到一个现实道德实践的理论基础,然后再向外展开,去寻求这种超验本体的实现方式,达到本体与功夫的合一,由诚意而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

学术成就

刘宗周被革职后,闲居讲学达四年之久。在这一时期,明代闭祸达到顶峰。东林、首善等讲学书院被毁,并榜东林党人姓名于天下。很多士大夫被削籍为民、逮捕入狱甚至被处死,知识界遭受到空前浩劫。天启五年(1625年)七月,杨涟、左光斗、袁化中、魏大中、周朝瑞、顾大章等“六君子”先后被魏忠贤掠杀于镇抚司狱中。这六人之中,有好几位都是刘宗周的密友。刘宗周知道他们的死讯,以悲愤的心情写了一篇《吊六君子赋》。随后,密友高攀龙自沉于止水,黄尊素也被杀害。刘宗周本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单。不久熹宗崩,信王朱由检嗣位,改元崇祯,大赦天下,解除了党禁,斥逐阉党,为死难者恢复名誉,给还削籍诸臣官诰。

刘宗周才幸免于难,被起用为顺天府尹。崇祯即位之初,即欲改弦更张,励精图治,朝政出现了一些新气象,明朝的社稷似乎有了一线新希望。刘宗周饱含热情,来到北京,上《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舜疏》,希望崇祯“超然远览,以舜之学,行尧舜之道”,崇祯认为这是迂阔之言。崇祯求治心急,人才、饷粮、流寇、边患等常萦绕在心,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。刘宗周却认为这些都是刑名之术,近于功利,人主应以仁义为本。因议论不合,他只作了一年顺天府尹,就告病回乡,与陶爽龄成立“证人社”,会集同志讲学。会期定于每月的三日这天,辰集午散。刘宗周撰定《证人社约》,分为学撤、会仪、约言、约戒四部分,作为证人社的章程。后来刘宗周将证人社历次会讲编为《证人社语录》。

这以后,刘宗周又独自讲学,先后著《第一义》等说,辑《乡约小相编》《刘氏宗约》《圣学宗要》,著《证人小谱》,又辑《孔孟合壁》《五子连珠》等书,一方面对程朱陆王的学说进行筛选,另一方面继续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学术活动,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。

崇祯九年(1636年),朝廷诏升刘宗周为工部左侍郎。此时东北满洲已建国号为清,日益强大;明王朝内部人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,江山已摇摇欲坠,崇祯求治的希望化为泡影。刘宗周多年赋闲,对明王朝的痼疾了解得很清楚。冰冻三日,非一日之寒,急功近利,是无法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的。他希望能从皇帝本人做起,先修德治心,亲近儒臣,这才是为治的根本。他向崇祯帝上《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纾宵旰疏》,历数从前弊政,请崇祯帝更调化瑟。他说:

“抑臣闻之,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,其要在于惧独。故圣人之道,非事事而求之也。臣愿皇上视朝之暇,时近儒臣,听政之余,益被经史,日讲求二帝三王之学,求其独体而慎之,则中和位育,庶几不远于此而得之。”

刘宗周向崇祯推销自己的“慎独”之学,崇祯帝当然不会感兴趣。这位后来的亡国之君急求向往的是如果打退清兵,平息内乱,如何筹集军饷,解决财政危机。即使他认为刘宗周的观点“迂阔”,没有予以接纳,但依旧感叹他的忠诚。

也许作名儒比作名臣容易一些,刘宗周入朝后,很有些勉为其难。他在给儿子刘伯的信中说:

勉强拜命,真如牵羊人屠肆耳。及既拜命,则不便再容易抽身,只得以老病之身许之君父,意欲得当以报君恩,以了生平耿耿之怀,是以有前日之疏。”

既然入了朝廷;食了君家的俸禄,就要为朝廷分忧。但犯颜直言吧,人家认为迂阔,不高兴,不说吧,又对不起自己作为孔孟之徒的良心。刘宗周就是以这种心情,勉强入仕。他始终认为,人心为祸之烈,皇帝躬亲庶务之非,必须自去其聪明,慎独用贤,昭世教以正人心,崇儒重道,始可救衰亡于万一。但他对国家大事的关切,得不到皇帝的赏识。这时有人上疏说“刘宗周才谓不足而道学有余,主治未获经纶之益,甄士殊多砥砺之功”,于是刘宗周再次告病求归。行至德州,上《微臣身切时艰敢因去国之辙恭申慰悃兼附刍荛之献疏》,极言贤奸颠倒,任用匪人之祸,崇祯帝大怒,降旨:“刘宗周明系比私敌政,颠倒是非,姑著革职为民!”

政治上的失意,却换来了学术上的丰收。刘宗周从宦海漩涡之中解脱出来,将更多的时间投入讲学与著述之中。在他的学术主张中,“诚意”、“慎独”始终占据了重要地位。但直到这时,他才把自己关于《大学》“诚意”、《中庸》“已发”、“未发”的学说向学者系统地公开,刘宗周的哲学思想已臻于定型。

崇祯十一年(1638),刘宗周完成了《阳明先生传信录》一书的删定。他做这项工作的目的,是要纠正王学末流之弊,故选录他认为功夫最切近、最合于王阳明早年笃实精神的部分,并加了按语,反复辨析,澄清混乱。早在天启六、七年间,刘宗周就辑过《皇明道统录》一书,共七卷,体裁仿朱熹《名臣言行录》,首记平生行履,次抄语录,末附断语,褒贬俱出独见。该书对当世推为大儒的薛王宣、陈献章、罗钦顺、王畿等人都有贬词,而对曹端、胡居仁、陈选、蔡清、王守仁、吕木冉诸人无间言。当时他特别推崇王阳明,说:

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治之后,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日良知,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日致良知。良知为知,见知不囿于闻见;致良知为行,见行不滞于方隅。即知即行,即心即物,即静即动,即体即用,即功夫,即本体,即上即下,无之不一,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,可谓震霆启寐,烈耀破迷,自孔孟以来,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。”

但是,因王阳明的学说与朱熹之说不无抵牾,且极力表章陆九渊,故有人疑“良知”之说或出于禅。刘宗周虽然承认阳明之学“从《五经》中印证过来,其为廓然圣路无疑”,但又说:“特其急于明道,往往将向上一几,轻于指点,启后学躐等之弊有之”。由于王阳明语焉不详,后学之人曲解了他的意思流入禅学,这在阳明弟子王畿(龙溪)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刘宗周批评说:“至龙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,悬空期个悟,终成玩弄光景,虽谓之操戈入室可也。”操戈入室,指入禅门之室。如关于有名的“四句教”,刘宗周认为考之《阳明集》中并不经见,为阳明的未定之见,平日虽曾说过这样的话,但未敢笔于书以滋学者之惑。至王畿始云“四有之说,猥犯支离”,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。刘宗周批评说:

“既无善恶,又何有心意知物?终必进之无心无意无知无物而后玄。如此,则致良知三字著在何处?”

王畿“四无”说,认为“心是无善无恶的心,意是无善无恶的意”,将心中本来具有的“意”的至善品格抹杀了,只剩下一个空寂虚无的心,这样,就堕入了禅学,使“致良知”三字没有了着落。

刘宗周虽然没有过多地对王阳明进行正面批评,但他认为王阳明在有些问题上语焉不详可能导致后学者误入歧途。因此,他极力辨解王阳明“似禅而非禅”。王阳明主张“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”本身没有错,这正是儒家修养的正途,错的是他不知先天有止,却叫人在念起念灭时用为善去恶之力,终非究竟一着,故失之粗。

对于“四句教”,刘宗周认为其根本错误在于对“意”的理解上。他多次说过。“阳明将意字认坏”,“先生解《大学》,于意字看不清楚”。如第一句“无善无恶心之体”,刘宗周认为应该改为“有善无恶心之体”。因为“意”为心体,是人类具有的一种先天性的好善恶恶的潜能,应该是纯粹的善。第二句“有善有恶意之动”则错得更远。因为“意”是超越动静的“至静”,它是不动的,是“未发”,动的是“念”。第三句“知善知恶是良知”第四句“为善去恶是格物”虽然没有大错,但因大本已失,所谓“良知”,所谓“格物”也就徒劳无功。所以刘宗周总结说:

“若心体果是无善无恶,则有善有恶之意又从何处来?知善知恶之知又从何处来?为善去恶之功又从何处起?无乃语语断流绝港乎!”

王畿从王阳明“四句教”中推论出“四无说”,就与禅学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因此刘宗周又对禅学进行了批评。他说:

“释氏之学本心,吾儒之学亦本心,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与知,其功夫实地却在格物,所以心与天通。释氏言心便言觉,合下遗却意,无意则无知,无知则无物,其所谓觉,亦只是虚空圆寂之觉,与吾儒尽物之心不同。”

对禅学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王畿等人的批评。他认为禅学、儒学虽然都在谈“本心”,但禅学之“本心”没有任何内容,是虚寂,而儒学之“本心”中有“意”这种超越的至善存在。所以两家在认识心的本体上有很大差别。不仅如此,在功夫上也是截然不同的。禅学的功夫是觉,通过顿悟去觉此心之空,万事皆空;儒家则强调“格物”的功夫,由格物而有三纲领八条目。王畿的“四无说”,以党育性,一觉无余事,是率天下都是禅,因而背离了儒学,甚至也不合王阳明的原意。刘宗周主张将“四无说”改为“四有说”,即:“心是有善无恶的心,则意亦是有善无恶之意,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,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。”这样,就解决了本体与功夫之间的关系问题,划清了儒与禅间的界线。

除《阳明先生传信录》外,刘宗周还撰定了《经籍考》《古学经》,辑《古小学集记》《古小学通记》,并著《原旨》《治念说》。这些学术活动的目的,都是与他的学术主张密切相关的。

后期生活

崇祯十五年(1642年),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。尽管刘宗周不太情愿复出,但君命难违,他还是去了。入朝后,刘宗周多次上疏,请崇祯革除弊政,以摆脱国家的危机。在《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》中,他提出“建道撰”、“贞法守”、“崇国体”、“清伏奸”、“惩官邪”、“饬吏治”等策略。刘宗周虽素负清望,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、思想家,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,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并不合时宜。在当时明朝江山已是风雨飘摇,但刘宗周认为“今天下非无才之患,而无本心之患”,因此主张“治心”是解救时艰的根本。他要求崇祯“明圣学以端治本”、“躬圣学以建治要”、“崇圣学以需治化”。这表明在刘宗周那里,儒家经世致用的实效已经丧失。

在关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争论中,刘宗周的主张更暴露出当时儒学已经缺乏应变能力。崇祯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,打算重用汤若望制造火器,希望利用西洋的先进技术,解决内忧外患问题。如果崇祯此举能顺利进行,也许中国可以从此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火器时代,并由兵器制造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,甚至中国近三百年的历史都会由此改编。但是,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,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。他说:“臣闻用兵之道,太上汤武之仁义,其次桓文之节制,下此非所论矣。”“今日不待人而恃器,国威所以愈顿也。”“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。”他把汤若望看成异端之人,请崇祯“放还本国,以永绝异端之根。”他坚持“仁义”说,反对革新兵器,更拒绝接纳西洋的天主教。表明儒家传统已失去了宽宏大量的开放精神,这也许是华夏文明落后于时代、中华文化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。

崇祯帝急于求治,刘宗周却说先治心,崇祯帝要求才望之士,刘宗周却说操守第一;崇祯帝访问退敌弭寇之术,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。故崇祯说他“愎拗偏迂”,又一次将他革了职。这一年刘宗周六十五岁,这是他第三次被革职。他在《与祁世培书》中说:“抱头南下,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。”

革职后,刘宗周继续进行学术活动,发挥“诚意”、“慎独”的学术思想。他又写下了《读易图说》《易衍》《古易钞义》《大学诚意章章句》《证学杂解》《良知说》《存疑杂著》等重要著作。他对王阳明及其后学进行了批评,认为“后来学问只有一个工夫,凡分内分外,分动分静,说有说无,劈成两下,总属支离。”可见,刘宗周在一些关键问题上,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总结。

崇祯十七年(1644年),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破北京,崇祯自缢身亡。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,史称“南明”。诏起复刘宗周左都御史原官。福王政权不仅于内政外交上没有任何作为,反而继承了崇祯朝的所有弊端:党争,苛敛,苟且偷安,等等。刘宗周上疏献计,一曰据形势以规进取,一曰重藩屏以资弹压,一曰慎爵赏以肃军情,一曰核旧官以立臣纪。又上疏请诛内外不职诸臣,于是他成为众矢之的,受到排挤。刘宗周对崇祯亡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,认为“先帝无亡国之征,而政之弊有四:一曰治术坏于刑名,二曰人才消于党论,三曰武功丧于文法,四曰民命促于贿赂,所谓四亡征也。”他希望福王政权能改弦易辙,吸取教训,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。在愈演愈烈的党争中,他不得不辞职。但他没有忘记尽一个孔孟之徒的责任,在出都门前,上《再陈谢悃疏》,对福王进行最后忠告。他的忠告有五条:一曰修圣政,无以近娱忽远猷;二曰振玉纲,无以主恩伤臣纪;三曰明国是,无以邪锋危正气;四曰端治术,无以刑名先教化;五曰固邦本,无以外衅酿内忧。福王不予理睬。刘宗周历经万历、天启、崇祯、弘光四朝,“通籍四十五年,在仕六年有半,实立朝者四年。”

回到绍兴后,刘宗周与门人编定了《中兴金鉴》。该书原本为福王而作,旨在总结历史上中兴之主的历史经验,作为福王的借鉴。分为祖鉴、近鉴、远鉴、王鉴、五帝鉴。该书最终没能送到福王手中。刘宗周又对《大学》进行了考订,著《大学参疑》,确定了《大学》的文本,并略为诠解。

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改订《人谱》。该书原名《证人小谱》,成书于崇祯七年(1634年),以后三易其稿。在定稿自序中,刘宗周说:

“子曰:“道不远人,人之为道而远人,不可以为道。”今之言道者,高之或沦于虚无,以为语性而非性也,卑之或出于功利,以为语命而非命也。非性非命,非人也。则皆远人以为道者也。然二者同出异名,而功利之惑人为甚。老氏以虚言道,佛氏以无言道,其说最高妙,虽吾儒亦视以为不及。乃其意主于“了生死”,其要归之自私自利。故大上有《感应篇》,佛氏亦多言因果,大抵从生死起见。而动静虚无以设教,猥云功行,实恣邪妄,与吾儒“惠迪从逆”之旨霄壤。是虚无之说,正功利之尤者也。”

刘宗周对《人谱》极为重视。他认为佛教谈因果、道教谈感应,都出于功利目的,不能真正成就圣贤人格。而儒者所传的《功过格》,也难免入于功利之门。他认为:“今日开口第一义,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。人便是圣人之人,圣人却人人可做。”如何成圣?这便是《人谱》一书的目的。该书先列《人极图》,第二篇为《证人要旨》,第三篇为《纪过格》,最后附以《讼过法》《静坐法》《改过说》。“言过不言功,以远利也。”他认为“诺人者莫近于是”,“学者诚知人之所以为人,而于道亦思过半矣。将驯是而至于圣人之域,功崇业广,又何疑乎!”

《人谱》是刘宗周的绝笔。他后来在绝食期间对儿子刘灿说:“做人之方,尽于《人谱》。”弘光元年(1645年)五月,清兵攻破南京,弘光帝被俘遇害,潞王监国。六月十三日(7月6日),杭州失守,潞王降清。十五日(7月8日)午刻,刘宗周听到这一消息,时方进膳,推案恸哭说:“此予正命时也。”于是他决定效法伯夷叔齐,开始绝食。他说:

“至于予之自处,惟有一死。先帝之变,宜死;南京失守,宜死;今监国纳降,又宜死。不死,尚俟何日?世岂有偷生御史大夫耶?”

当时江南士大夫纷纷降清,做了贰臣,玷污名教,背叛了平时所学之道。刘宗周要以自己的行动,成就自己的人格,为衰世作一表率。弘光元年(1645年)闰六月初八日(7月30日),刘宗周前后绝食而死。其子刘勺遵照他的遗命,曰:皇明蕺山长念台刘子之柩。

明史记载

刘宗周,字起东,山阴人。父坡,为诸生。母章氏妊五月而坡亡。既生宗周,家酷贫,携之育外家。后以宗周大父老疾,归事之,析薪汲水,持药糜。然体孱甚,母尝忧念之不置,遂成疾。又以贫故,忍而不治。万历二十九年,宗周成进士,母卒于家。宗周奔丧,为垩室中门外,日哭泣其中。服阕,选行人,请养大父母。遭丧,居七年始赴补。母以节闻于朝。

宗周始受业于许孚远。已,入东林书院,与高攀龙辈讲习。冯从吾首善书院之会,宗周亦与焉。越中自王守仁后,一传为王畿,再传为周汝登、陶望龄,三传为陶奭龄,皆杂于禅。奭龄讲学白马山,为因果说,去守仁益远。宗周忧之,筑证人书院,集同志讲肄。且死,语门人曰:“学之要,诚而已,主敬其功也。敬则诚,诚则天。良知之说,鲜有不流于禅者。”宗周在官之日少,其事君,不以面从为敬。入朝,虽处暗室,不敢南向。或讯大狱,会大议,对明旨,必却坐拱立移时。或谢病,徒步家居,布袍粗饭,乐道安贫。闻召就道,尝不能具冠裳。学者称念台先生。子汋,字伯绳。

时有昆党、宣党与东林为难。宗周上言:“东林,顾宪成讲学处。高攀龙、刘永澄、姜士昌、刘元珍,皆贤人。于玉立、丁元荐,较然不欺其志,有国士风。诸臣摘流品可也,争意见不可;攻东林可也,党昆、宣不可。”党人大哗,宗周乃请告归。

天启元年,起仪制主事。疏言:“魏进忠导皇上驰射戏剧,奉圣夫人出入自由。一举逐谏臣三人,罚一人,皆出中旨,势将指鹿为马,生杀予夺,制国家大命。今东西方用兵,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?”进忠者魏忠贤也,大怒,停宗周俸半年。寻以国法未伸请戮崔文升以正弑君之罪,戮卢受以正交私之罪,戮杨镐、李如桢、李维翰、郑之范以正丧师失地之罪,戮高出、胡嘉栋、康应乾、牛维曜、刘国缙、傅国以正弃城逃溃之罪;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,录用清议名贤丁元荐、李朴等,诤臣杨涟、刘重庆等,以作仗节徇义之气。帝切责之。累迁光禄丞、尚宝、太仆少卿,移疾归。四年,起右通政,至则忠贤逐东林且尽,宗周复固辞。忠贤责以矫情厌世,削其籍。

崇祯元年冬,召为顺天府尹。辞,不许。明年九月入都,上疏曰:

陛下励精求治,宵旰靡宁。然程效太急,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,何以致唐、虞之治?夫今日所汲汲于近功者,非兵事乎?诚以屯守为上策,简卒节饷,修刑政而威信布之,需以岁月,未有不望风束甲者,而陛下方锐意中兴,刻期出塞。当此三空四尽之秋,竭天下之力以奉饥军而军愈骄,聚天下之军以博一战而战无日,此计之左也。

今日所规规于小利者,非国计乎?陛下留心民瘼,恻然痌瘝,而以司农告匮,一时所讲求者皆掊克聚敛之政。正供不足,继以杂派;科罚不足,加以火耗。水旱灾伤,一切不问,敲扑日峻,道路吞声,小民至卖妻鬻子以应。有司以掊克为循良,而抚字之政绝;上官以催征为考课,而黜陟之法亡。欲求国家有府库之财,不可得已。

功利之见动,而庙堂之上日见其烦苛。事事纠之不胜纠,人人摘之不胜摘,于是名实紊而法令滋。顷者,特严赃吏之诛,自宰执以下,坐重典者十余人,而贪风未尽息,所以导之者未善也。贾谊曰:“礼禁未然之先,法施已然之后。”诚导之以礼,将人人有士君子之行,而无狗彘之心,所谓禁之于未然也。今一切诖误及指称贿赂者,即业经昭雪,犹从吏议,深文巧诋,绝天下迁改之途,益习为顽钝无耻,矫饰外貌以欺陛下。士节日隳,官邪日著,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。

且陛下所以劳心焦思于上者,以未得贤人君子用之也,而所嘉予而委任者,率奔走集事之人:以摘发为精明,以告讦为正直,以便给为才谞,又安所得贤者而用之?得其人矣,求之太备,或以短而废长;责之太苛,或因过而成误。

且陛下所擘画,动出诸臣意表,不免有自用之心。臣下救过不给,谗谄者因而间之,猜忌之端遂从此起。夫恃一人之聪明,而使臣下不得尽其忠,则耳目有时壅;凭一人之英断,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衷其是,则意见有时移。方且为内降,为留中,何以追喜起之盛乎?数十年来,以门户杀天下几许正人,犹蔓延不已。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气,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,前日之覆辙将复见于天下也。

陛下求治之心,操之太急。酝酿而为功利,功利不已,转为刑名;刑名不已,流为猜忌;猜忌不已,积为壅蔽。正人心之危,所潜滋暗长而不自知者。诚能建中立极,默正此心,使心之所发,悉皆仁义之良,仁以育天下,义以正万民,自朝廷达于四海,莫非仁义之化,陛下已一旦跻于尧、舜矣。

帝以为迂阔,然叹其忠。

未几,都城被兵,帝不视朝,章奏多留中不报。传旨办布囊八百,中官竞献马骡,又令百官进马。宗周曰:“是必有以迁幸动上者。”乃诣午门叩头谏曰:“国势强弱,视人心安危。乞陛下出御皇极门,延见百僚,明言宗庙山陵在此,固守外无他计。”俯伏待报,自晨迄暮,中官传旨乃退。米价腾跃,请罢九门税,修贾区以处贫民,为粥以养老疾,严行保甲之法,人心稍安。

时枢辅诸臣多下狱者,宗周言:“国事至此,诸臣负任使,无所逃罪,陛下亦宜分任咎。禹、汤罪己,兴也勃焉。曩皇上以情面疑群臣,群臣尽在疑中,日积月累,结为阴痞,识者忧之。今日当开示诚心,为济难之本,御便殿以延见士大夫,以票拟归阁臣,以庶政归部、院,以献可替否予言官。不效,从而更置之,无坐锢以成其罪。乃者朝廷缚文吏如孤雏,而视武健士不啻骄子,渐使恩威错置。文武皆不足信,乃专任一二内臣,阃以外次第委之。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误国者。”又劾马世龙、张凤翼、吴阿衡等罪,忤帝意。

三年以疾在告,进祈天永命之说,言:

法天之大者,莫过于重民命,则刑罚宜当宜平。陛下以重典绳下,逆党有诛,封疆失事有诛。一切诖误,重者杖死,轻者谪去,朝署中半染赭衣。而最伤国体者,无如诏狱。副都御史易应昌以平反下吏,法司必以锻炼为忠直,苍鹰乳虎接踵于天下矣。愿体上天好生之心,首除诏狱,且宽应昌,则祈天永命之一道也。

法天之大者,莫过于厚民生,则赋敛宜缓宜轻。今者宿逋见征及来岁预征,节节追呼,闾阎困敝,贪吏益大为民厉。贵州巡按苏琰以行李被讦于监司。巡方黩货,何问下吏?吸膏吮脂之辈,接迹于天下矣。愿体上天好生之心,首除新饷,并严饬官方,则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。

然大君者,天之宗子;辅臣者,宗子之家相。陛下置辅,率由特简。亦愿体一人好生之心,毋驱除异己,构朝士以大狱,结国家朋党之祸;毋宠利居成功,导人主以富强,酿天下土崩之势。

周延儒、温体仁见疏不怿。以时方祷雨,而宗周称疾,指为偃蹇,激帝怒,拟旨诘之。且令陈足兵、足饷之策,宗周条画以对,延儒、体仁不能难。

为京尹,政令一新,挫豪家尤力。阉人言事辄不应,或相诟谇,宗周治事自如。武清伯苍头殴诸生,宗周捶之,枷武清门外。尝出,见优人笼箧,焚之通衢。周恤单丁下户尤至。居一载,谢病归,都人为罢市。

八年七月,内阁缺人,命吏部推在籍者,以孙慎行、林钎及宗周名上。诏所司敦趋,宗周固辞不许。明年正月入都,慎行已卒,与钎入朝。帝问人才、兵食及流寇猖獗状。宗周言:“陛下求治太急,用法太严,布令太烦,进退天下士太轻。诸臣畏罪饰非,不肯尽职业,故有人而无人之用,有饷而无饷之用,有将不能治兵,有兵不能杀贼。流寇本朝廷赤子,抚之有道,则还为民。今急宜以收拾人心为本,收拾人心在先宽有司。参罚重则吏治坏,吏治坏则民生困,盗贼由此日繁。”帝又问兵事。宗周言:“御外以治内为本。内治修,远人自服,干羽舞而有苗格。愿陛下以尧、舜之心,行尧、舜之政,天下自平。”对毕趋出。帝顾体仁迂其言,命钎辅政,宗周他用。旋授工部左侍郎。逾月,上《痛愤时艰疏》,言:

陛下锐意求治,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讲求,施为次第犹多未得要领者。首属意于边功,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复之说进,是为祸胎。己巳之役,谋国无良,朝廷始有积轻士大夫之心。自此耳目参于近侍,腹心寄于干城,治术尚刑名,政体归丛脞,天下事日坏而不可救。厂卫司讥察,而告讦之风炽;诏狱及士绅,而堂廉之等夷;人人救过不给,而欺罔之习转甚;事事仰成独断,而谄谀之风日长。三尺法不伸于司寇,而犯者日众,诏旨杂治五刑,岁躬断狱以数千,而好生之德意泯。刀笔治丝纶而王言亵,诛求及琐屑而政体伤。参罚在钱谷而官愈贪,吏愈横,赋愈逋;敲扑繁而民生瘁,严刑重敛交困而盗贼日起。总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,监视遣而封疆之责任轻。督、抚无权而将日懦,武弁废法而兵日骄,将懦兵骄而朝廷之威令并穷于督、抚。朝廷勒限平贼,而行间日杀良报功,生灵益涂炭。一旦天牖圣衷,撤总监之任,重守令之选,下弓旌之招,收酷吏之威,布维新之化,方与二三臣工洗心涤虑,以联泰交,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难也。得一文震孟而以单辞报罢,使大臣失和衷之谊;得一陈子壮而以过戆坐辜,使朝宁无吁咈之风。此关于国体人心非浅鲜者。

陛下必体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,而不徒倚风雷;必念祖宗鉴古之制以率祖,而不轻改作。以简要出政令,以宽大养人才,以忠厚培国脉。发政施仁,收天下泮涣之人心,而且还内廷扫除之役,正懦帅失律之诛,慎天潢改授之途。遣廷臣赍内帑巡行郡国为招抚使,赦其无罪而流亡者。陈师险隘,坚壁清野,听其穷而自归。诛渠之外,犹可不杀一人,而毕此役,奚待于观兵哉。

疏入,帝怒甚,谕阁臣拟严旨再四。每拟上,帝辄手其疏覆阅,起行数周。已而意解,降旨诘问,谓大臣论事宜体国度时,不当效小臣归过朝廷为名高,且奖其清直焉。

时太仆缺马价,有诏愿捐者听,体仁及成国公朱纯臣以下皆有捐助。又议罢明年朝觐。宗周以输赀、免觐为大辱国。帝虽不悦,心善其忠,益欲大用。体仁患之,募山阴人许瑚疏论之,谓宗周道学有余,才谞不足。帝以瑚同邑,知之宜真,遂已不用。

其秋,三疏请告去。至天津,闻都城被兵,遂留养疾。十月,事稍定,乃上疏曰:

己巳之变,误国者袁崇焕一人。小人竞修门户之怨,异己者概坐以崇焕党,日造蜚语,次第去之。自此小人进而君子退,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。文法日繁,欺罔日甚,朝政日隳,边防日坏。今日之祸,实己巳以来酿成之也。

且以张凤翼之溺职中枢也,而俾之专征,何以服王洽之死?以丁魁楚等之失事于边也,而责之戴罪,何以服刘策之死?诸镇勤王之师,争先入卫者几人,不闻以逗留蒙诘责,何以服耿如杞之死?今且以二州八县之生灵,结一饱飏之局,则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无罪者,又何以谢韩爌、张凤翔、李邦华诸臣之或戍或去?岂昔为异己驱除,今不难以同己相容隐乎?臣于是而知小人之祸人国无已时也。

唐德宗谓群臣曰:“人言卢?巳奸邪,朕殊不觉。”群臣对曰:“此乃?巳之所以为奸邪也。”臣每三覆斯言,为万世辨奸之要。故曰:“大奸似忠,大佞似信。”频年以来,陛下恶私交,而臣下多以告讦进;陛下录清节,而臣下多以曲谨容;陛下崇励精,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;陛下尚综核,而臣下琐屑吹求以示察。凡若此者,正似信似忠之类,究其用心,无往不出于身家利禄。陛下不察而用之,则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,有所不觉矣。天下即乏才,何至尽出中官下?而陛下每当缓急,必委以大任。三协有遣,通、津、临、德有遣;又重其体统,等之总督。中官总督,置总督何地?总督无权,置抚、按何地?是以封疆尝试也。

且小人每比周小人,以相引重,君子独岸然自异。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,终无党比小人之君子。陛下诚欲进君子退小人,决理乱消长之机,犹复用中官参制之,此明示以左右袒也。有明治理者起而争之,陛下即不用其言,何至并逐其人?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,若惟恐伤中官心者,尤非所以示天下也。

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,成德,傲吏也,而以赃戍,何以肃惩贪之令?申绍芳,十余年监司也,而以莫须有之钻刺戍,何以昭抑竞之典?郑鄤之狱,或以诬告坐,何以示敦伦之化?此数事者,皆为故辅文震孟引绳批根,即向驱除异己之故智,而廷臣无敢言。

陛下亦无从知之也。呜呼,八年之间,谁秉国成,而至于是!臣不能为首揆温体仁解矣。语曰:“谁生厉阶,至今为梗。”体仁之谓也。

疏奏,帝大怒,体仁又上章力诋,遂斥为民。

十四年九月,吏部缺左侍郎,廷推不称旨。帝临朝而叹,谓大臣:“刘宗周清正敢言,可用也。”遂以命之。再辞不得,乃趋朝。道中进三札:一曰明圣学以端治本,二曰躬圣学以建治要,三曰重圣学以需治化,凡数千言。帝优旨报之。明年八月,未至擢左都御史。力辞,有诏敦趋。逾月,入见文华殿。帝问都察院职掌安在,对曰:“在正己以正百僚。必存诸中者,上可对君父,下可质天下士大夫,而后百僚则而象之。大臣法,小臣廉,纪纲振肃,职掌在是,而责成巡方其首务也。巡方得人,则吏治清,民生遂。”帝曰:“卿力行以副朕望。”乃列建道揆、贞法守、崇国体、清伏奸、惩官邪、饬吏治六事以献,帝褒纳焉。俄劾御史喻上猷、严云京而荐袁恺、成勇,帝并从之。其后上猷受李自成显职,卒为世大诟。

冬十月,京师被兵。请旌死事卢象升,而追戮误国奸臣杨嗣昌,逮跋扈悍将左良玉;防关以备反攻,防潞以备透渡,防通、津、临、德以备南下。帝不能尽行。

闰月晦日,召见廷臣于中左门。时姜埰、熊开元以言事下诏狱,宗周约九卿共救。入朝,闻密旨置二人死。宗周愕然,谓众曰:“今日当空署争,必改发刑部始已。”及入对,御史杨若桥荐西洋人汤若望善火器,请召试。宗周曰:“边臣不讲战守、屯戍之法,专恃火器。近来陷城破邑,岂无火器而然?我用之制人,人得之亦可制我,不见河间反为火器所破乎?国家大计,以法纪为主。大帅跋扈,援师逗遛,奈何反姑息,为此纷纷无益之举耶?”因议督、抚去留,则请先去督师范志完。且曰:“十五年来,陛下处分未当,致有今日败局。不追祸始,更弦易辙,欲以一切苟且之政,补目前罅漏,非长治之道也。”帝变色曰:“前不可追,善后安在?”宗周曰:“在陛下开诚布公,公天下为好恶,合国人为用舍,进贤才,开言路,次第与天下更始。”帝曰:“目下烽火逼畿甸,且国家败坏已极,当如何?”宗周曰:“武备必先练兵,练兵必先选将,选将必先择贤督、抚,择贤督、抚必先吏、兵二部得人。宋臣曰:‘文官不爱钱,武官不惜死,则天下太平。’斯言,今日针砭也。论者但论才望,不问操守;未有操守不谨,而遇事敢前,军士畏威者。若徒以议论捷给,举动恢张,称曰才望,取爵位则有余,责事功则不足,何益成败哉?”帝曰:“济变之日,先才后守。”宗周曰:“前人败坏,皆由贪纵使然;故以济变言,愈宜先守后才。”帝曰:“大将别有才局,非徒操守可望成功。”宗周曰:“他不具论,如范志完操守不谨,大将偏裨无不由贿进,所以三军解体。由此观之,操守为主。”帝色解曰:“朕已知之。”敕宗周起。

于是宗周出奏曰:“陛下方下诏求贤,姜埰、熊开元二臣遽以言得罪。国朝无言官下诏狱者,有之自二臣始。陛下度量卓越,妄如臣宗周,戆直如臣黄道周,尚蒙使过之典,二臣何不幸,不邀法外恩?”帝曰:“道周有学有守,非二臣比。”宗周曰:“二臣诚不及道周,然朝廷待言官有体,言可用用之,不可置之。即有应得之罪,亦当付法司。今遽下诏狱,终于国体有伤。”帝怒甚,曰:“法司锦衣皆刑官,何公何私?且罪一二言官,何遽伤国体?有如贪赃坏法,欺君罔上,皆可不问乎?”宗周曰:“锦衣,膏梁子弟,何知礼义?听寺人役使。即陛下问贪赃坏法,欺君罔上,亦不可不付法司也。”帝大怒曰:“如此偏党,岂堪宪职!”有间曰:“开元此疏,必有主使,疑即宗周。”金光辰争之。帝叱光辰,并命议处。翼日,光辰贬三秩调用,宗周革职,刑部议罪。阁臣持不发,捧原旨御前恳救,乃免,斥为民。

宗周罢官家居,渊数往问学。尝有过,入曲室长跪流涕自挝。杭州失守,渊方葬母,趣竣工。既葬,还家设祭,即投缳而卒,年三十五也。逾二日,宗周饿死。

后世评价

赞曰:刘宗周、黄道周所指陈,深中时弊。其论才守,别忠佞,足为万世龟鉴。而听者迂而远之,则救时济变之说惑之也。《传》曰:“虽危起居,竟信其志,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”,二臣有焉。杀身成仁,不违其素,所守岂不卓哉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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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八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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